中外当代文艺作品中“红树林”书写论(9)

其二,辞格运用。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9]11。无论是李勇笔下的“红树林”还是“我的朋友巧克力蛋糕”创作的“红树林”,从它们的字里行间来看,均有着围绕各自诗意空间营造的修辞“给力”的选择。李勇的“红树林”出现了比喻(都说你是生命之树/坚韧的性格令人震撼/都说你是母亲之树/繁衍生命薪火相传)、比拟(你有战士的品格啊/威武不屈浩气凛然)以及兴起(绿了千年绿了万年/绿色的本质源于自然)等修辞手段,大大强化了“红树林”的“光辉”形象。反观“我的朋友巧克力蛋糕”的“红树林”,它没有表现出前者那种有意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的“煽情”,至多让比喻(红树林盘根向泥沙中延伸/正像时刻准备觅食的鸟儿)和重复(有个地方你可以去/当海水退潮时,有个地方你可以去)方法“客串”一下。不过,它们的作用却不可小觑。前者辞格的运用生动地凸现出“红树林”生猛、强旺的生命力;而后者的出场则有力地渲染了耳聋的渔民像红树林湿地中的其他物种运动一样,不管发生什么,都将日复一日地进行其生存性劳作,别无选择的气氛。相形之下,这篇歌词虽然在修辞手段的运用上,与前者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它不刻意修饰雕琢,平白如话,直抒情怀、贴近生活。即此而言,这种书写形式毫无疑问有其称道之处。不可否认,曲风与立意不一样,形式的审美追求也就不尽相同。可是问题在于,在处理相同题材的书写上,是多一点生活化品位,还是少一点宣教式意味,哪一种更符合艺术的本性呢?想一想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的《春天的故事》的歌词,其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自从2004年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海啸横扫东南亚一些国家以来,红树林的生态效益的重要性逐渐唤醒了世人。一些“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作品出现在中国文艺领地。在我看来,健康的文艺应该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应当以尊重艺术的特质为前提。一味地“嘲风月,弄花草”的小资情调固然不足可取,但是,在参照国外文苑表达的平台上,本土内容书写上的某种应景,形式呈现上的有些刻板,同样也无助于文艺本性的鲜活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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