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2)

来源:中外公路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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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右任没有办报经验,想起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办过不少报刊,《民报》《新民丛报》也都在日出版,所以他决定去一次日本,以期有所借鉴,同时进行

于右任没有办报经验,想起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办过不少报刊,《民报》《新民丛报》也都在日出版,所以他决定去一次日本,以期有所借鉴,同时进行募捐。甚至他还期冀此行日本,能见到敬重的孙中山先生。

1906年9月,于右任终于开始了他此番的日本之行。他先是乘船抵马关,然后改乘火车到东京,会晤陕西人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康心孚等留日学生,并由后者介绍,结识胡汉民。一个月后,孙中山由越南西贡抵达东京,他此前已知晓于右任因宣扬革命被清廷缉捕逃到上海一事,如今从胡汉民、康心孚嘴里得知于右任正在东京,非常高兴,不仅很快会见于,还就于关心的平均地权等问题,与他作通宵长谈。又一个月过去,11月13日,于右任在东京正式加入“同盟会”。

从日本回到上海的于右任,与复旦和中国公学同学经两个多月筹措和奔波,《神州日报》终于在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今上海市福州路)群益书店楼上,报头系由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发刊词”对当时新闻界诸如无的放矢、黑白不分、传播谣言、不尚实际、党同伐异、私而忘公等流弊,一一进行针砭,其影响一时远播。悲催的是,1908年3月26日晚,因毗邻的广智书局失火,殃及《神州日报》,后者几遭灭顶之灾。后幸得保险公司保险金,报纸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嗣后报社又发生人事纠葛,于右任即自动求离。

于右任挥毫题字照(1962年)

接下来的故事,于右任外甥周伯敏在《记于右任》一文中记述道:“《神州(日报)》失败后,上海道蔡乃煌想笼络他(于右任),办了一个《舆论日报》,重金邀他当总主笔。他终以政见分歧而另发起组织《民呼日报》。在广告词中有这样几句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呼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民呼》命名,寓意于屈原诸章。”

于右任以政见不合拒绝与蔡乃煌合作,这就使蔡乃煌埋下了衔恨他的因子,只是于右任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忙于筹划创办《民呼日报》。“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而退,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于右任语)在他的设想中,《民呼日报》无论是持论还是内容,都比《神州日报》要更激烈,也更丰富。其间他因父亲病重和病逝两度回乡,加上其他波折,《民呼日报》至1909年3月26日才正式创刊。巧合的是,此时恰遇甘肃旱灾,一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对此惨状,《民呼日报》作了大量报道;于右任还倡议募捐救灾,并组织甘肃赈灾公所,为便于开展工作,就将地址设在报社内。短短一个月,就募集到数量可观的款项,于右任迅即将这些款项交给救灾机关,请他们寄往甘肃用于救灾。

与此同时,《民呼日报》本着为民请命的宗旨,揭露陕甘总督允升只求个人保官,不顾百姓死活,刊登《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等犀利文章,揭露允升隐匿地方灾情三年不报,以致田赋不能豁免,灾荒无所赈济,酿成甘肃辖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最后终于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允升此前已衔恨于右任,只是因为于右任在上海租界,他一时无从下手。如今见于右任主政的《民呼日报》如此猛烈地抨击他,允升再也坐不住,必欲置于右任于死地而后快。当他知道后者倡议募捐救灾,并组织甘肃赈灾公所,顿时想以莫须有的“侵吞赈款”之名,陷害于右任。于是他即捕风捉影地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诬告于右任“侵吞赈款”。须知蔡也是一直衔恨于于右任此前不肯与他合作,此时当然与允升一拍即合。尔后二人便迅速联手,将于右任和报馆经办赈灾捐款事务的陈非卿拘捕,并将他们押至租界会审公廨过堂。对此,周伯敏还补充记述道:“《民呼(日报)》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意愿,触忌当道。好在馆址在英租界,蔡乃煌无法迫害。乃与甘肃藩司王庆藩串通,转借于为甘赈灾募捐事,诬以借灾招摇敛钱,勾结英捕房拿办,入狱。”这时候,一些曾经被《民呼日报》指责过的官员,如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台朱云锦、已故上海道台蔡均的亲属蔡国桢、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趁机落井下石,一时间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的多达十四起,乃至引发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

1909年6月19日,会审公廨对于右任和陈非卿进行审讯。主审人是上海县知县,陪审人是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出面告于右任的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及朱云锦、蔡国桢等人。其实无论是朱云锦还是蔡国桢、陈德龙,他们知道自己告于右任的底气并不足,他们这样做,只是为配合蔡乃煌意图整垮《民呼日报》造声势,同时也借此为自己曾被《民呼日报》揭批出口恶气。允升和蔡乃煌自然更清楚,他们这是对于右任的蓄意诬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整垮《民呼日报》。所以庭审者对于朱、蔡诬陷于右任等所谓的“诽谤罪”,不敢深入审讯,更多的是将重点聚焦在后者“侵吞赈款”上。1909年8月3日至11日的《民呼日报》,曾连续发表十篇特别启事;1909年8月26日新加坡《中兴日报》等都对该案审讯情况进行详细报道。其中就有于右任的辩护律师费信惇在公堂上作的如下辩护词:“被告于右任等,实与侵吞赈款丝毫无涉,纯属误拿(抓),经调查:甘肃赈款乃刘姓道员经办,因刘与于友善,故借报社开办,刘道员有账房二人,经手出入之款,均有账目收据,与于右任无干。于右任因赈济灾民公益善事,故赈济机关借住报馆,亦不收任何费用。如有不信,现有刘道员的账房、赈款所存的林丰号经理,以及经手解款的蔚丰厚钱庄经理等人,均在堂下,可以询讯。”

文章来源:《中外公路》 网址: http://www.zwglzz.cn/qikandaodu/2021/0314/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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